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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乐器如果不被时代淘汰，必须对当下文化、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需求有所反映。 我们需要通过音乐，通过这件乐器，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
乐器演奏与创作的分离，是近代以来的事，这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分工同步。音乐也是一项产业，产业想要蓬勃发展，分工是必然。
分工是满足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一个在服装厂工作十几年的工人，可能会订一个纽扣，但不会做一整件衣服。他只需精于订纽扣即可养活自己。同理，一个钢琴家，只需把琴弹好，不需要创作，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有些精于弹奏某种风格，或某些个作曲家的作品即可。于是就有肖邦诠释专家，巴赫专家等。
这样的分工影响到了乐器的教学。回到演奏与创作没有分离那个年代，跟一个钢琴家学钢琴，是演奏与创作同时学的。现在找老师学钢琴，就纯粹学演奏技术了，已经不可能从钢琴老师那里得到任何创作的指导，因为老师也没有创作的经验。想学创作只能另外找教作曲的老师。
古典吉他也如此。现在的古典吉他教学，越来越倾向于“机理学派”，专注于演奏技术的提升。从《卡雷巴洛教程》到《跳动的尼龙》到《吉他圣经》，莫不如此。还有其他大部分东拼西凑的古典吉他教材——先讲吉他演奏基本技术，剩下的篇幅就是循序渐进练习曲N首。也不知道这些练习曲之间有何联系。但是我们翻看《卡尔卡西吉他教程》不是这样的，翻看《伯克利现代吉他教程》也不是这样的。
专注于技术，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演奏技术，以便能在高手如云的演奏者中脱颖而出。这是功利的需求，符合社会分工的本质。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儿子学古典吉他，不懂看谱，什么调也不懂，每天一练琴就是打开节拍器，常年练好了几首有分量的曲子，去参加全国比赛，获奖了，接下来顺利进了音乐学院。
这就是教学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的。以考级、比赛、升学为教学目标，才“出成果”，出成果才能招到更多学生。
但是，我们只关注了眼前的“成果”，却忽视了人的发展。我在《练琴》：一个古典吉他手的心路历程一文曾提过，纯粹靠乐器演奏生存的人凤毛麟角。大部分从事音乐行业的人都要身兼数职。这就需要培养综合的音乐素养。
或许我们要回到演奏与创作未分工以前的乐器教学模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培养一个“音乐人”。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例子，比如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古典吉他教授——米歇尔•郎格
德国权威的《声学吉他》杂志评论到，“米歇尔•郎格作为杰出的作曲家和吉他手，他熟知怎样把民间，蓝调，爵士和拉丁元素融合到一起”。
米歇尔•郎格尤其注重与学生们分享他在平衡古典和创新中的独特体验。他教导学生们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家”，虽然这会为演奏带来一些局限性，但与此同时，这样一条成长之路带给大家的却也是全方位的吉他演奏技巧。
对于专业学习者来说，这样的路就很宽。对于业余学习者来说，学订一个纽扣，和学完整地做一件衣服，所获得的满足感是不同的。而且对于整体的了解，也能更深刻的理解局部。业余学习者不需要参与演奏与创作的分工，他们学习音乐，纯粹是满足个人体验，更应该从整体去学习音乐。
附：
《练琴》：一个古典吉他手的心路历程
大提琴家王健说：世界上能靠独奏生存的大提琴家不超过20个。
《练琴：重回音乐》的作者就是想成为靠独奏生存的古典吉他演奏家。想象那一人一琴，奔赴世界各地音乐厅的景象，颇有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的浪漫色彩。他在书里自述道：
“从我的孩童时代一直到青年时代，我都非常认真严肃地演奏古典吉他；即使不是一个天才，我也立志成为一名职业的音乐家。我雄心勃勃，满怀期待地练习，聆听了许多音乐。这些音乐深深地打动了我，并且我也获得了一些成功。我曾在音乐学院读书，也赢得过比赛。但是有时候光有雄心和期许并不够。在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理想破灭，放弃了成为一位艺术家的梦想。和许多年少时学习艺术的青年人一样，我没有办法调和我对音乐的热爱与一个成年人的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满怀梦想，最后被迫放弃梦想的故事。作者在孩童时代向往着这样的艺术生活：
“我向往着我在音乐中听到的那种生活。那是艺术家之道，充满了喜悦、发现以及有益的苦楚。我将周游世界，登台表演，把情感化为音响，又用音响表达情感。我想象着我的观众们对我欢呼雀跃，因为我用音乐消解了他们的恐惧和欲望。这或许是一条艰辛之路，却是有活力、喜乐和意气风发的生活。”
怀着这样的梦想，他考进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去维也纳逐梦。在维也纳两年，他感受到了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差距，以他的水平，没法成为一流的职业演奏家。不过，他做了些新的尝试，创作与演奏流行的、爵士的、摇滚的音乐。他写道：
“我们可以继续演奏朱利亚尼和索尔，维系吉他的古典曲目传统。或者我们可以抓住一些时代 的火花，用吉他表现一些其他风格的音乐，这一点吉他尤其适合。我们一致认为吉他在古典音乐圈里陷入了困境，在那里它得不到尊重和接受。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留在原地，用一生的事业去与吉他那种甜蜜与浪漫的气质作斗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继承塞戈维亚的改革大业？人人都把吉他当成耍酷的标志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当个局外人呢？”
他和一位志同道合者“马库斯”便开始以一种糅合了流行、爵士、摇滚、古典等诸多风格的音乐，在一些咖啡馆和夜总会演出，很受欢迎。每周演出三个晚上，有时更多，音乐会计划都排到了后半年。创作的音乐越来越成熟引人，也慢慢聚集了一批粉丝。看似已经走在成功的路上了。
然而，咖啡馆装不下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音乐厅，演奏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的音乐。而不是在一个局促的环境，面对着一群不懂音乐的人，演奏着自己都不屑于的音乐。他写道：
“我们的训练使我们对流行音乐高度排斥，因为那是肤浅和愚蠢的象征。”
“哪怕是听众喜欢我们的音乐，这场景也显得太小、太有限、太寻常了，没有一点成功的感觉。我很享受我们创造出来并且演奏的音乐。但是这与我的理想是切割开的，这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生活。”
“如果我依然有机会创造伟大的音乐，却去过一种‘不错的’生活，那简直就是不可忍受的背叛。”
“没有任何事阻止我以古典吉他演奏家为生——我可以教课，可以在婚礼或者小咖啡馆里偶尔举办一场音乐会什么的。但这真不是我为之奋斗的生活。”
于是，他离开了维也纳，回到了美国，不再弹吉他。他找了份出版社助理编辑的工作。后来回到大学读研、读博、转到了人文领域，后在一所艺术学院教书。他为自己建立起舒适的生活，步入30岁，35岁。整整十年，吉他一直静静地躺在衣柜里，他过着与音乐无关的平淡生活。
十年后，他又开始了练琴。经过了生活的洗礼，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他对演奏吉他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
“告别音乐在我的生命中是伤我最深的一件事。这是我生命里头一次重大的损失，这个单纯的、尴尬的失败使我失去了曾经聆听和感受过的一切。”
“我早年的技艺几乎荡然无存。那些年的努力，那些热切的奉献和孤寂，就像是一个失落的信仰，不可能再恢复。但是我已经不再寻求找回以前的能力。”
“从我12岁开始，我就梦想着成为一个艺术家，过着艺术家的生活。但我其实误解了我自己，我误解了我的渴望和野心。我压根儿不知道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并不是我的技术和才能应当受到指责。我只是把艺术家的生活想得太天真，太孩子气了。我投入了太多的渴望，太多的诗意，太多的纯粹的天真。这种图景毁掉了我。”
“前一次，我追求一个错误的理想，一种错误的方式练琴，把自己钟爱的音乐变成了一种折磨。这次，我不再追去那遥远的理想，而是立足于现实。”
35岁，作者终于明白，他曾经追求的是一个错误的理想。一定要往王健说的20人中挤，就像搞科研的想着获诺贝尔奖，做生意的想着成首富，很多时候，除了给自己太多心里压力、痛苦以外，没啥好处。
立足于现实，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条路不通再调整下方向，或许可以柳暗花明。作者有尝试走流行音乐路线，起步也不错，然而他内心里又鄙视流行音乐，而且刚起步表演的场地不大——“这场景也显得太小、太有限、太寻常了，没有一点成功的感觉。”
作者真的仅仅是因为流行与古典的冲突，而放弃新路线的探索么？我觉得不完全是。“没有一点成功的感觉”这话是关键。说到底，还是为了我们大部分普通人追求的“成功”——大红大紫，名利双收。如果他们创作的流行作品火了，并且在几万人的体育馆演出，我想作者肯定也是很乐意的。
艺术之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成功失败，概不由己。历史上很多艺术家，在世时也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作者或许预测到自己搞流行音乐，也不可能大红大紫，便彻底放弃了音乐道路，选择了踏实稳定、未来可期的工作——在一所学院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