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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燚
音乐学的使命是什么？
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看来，所有的行业都必须首先追问这个根本问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否则不仅会丢失发展的动力，而且将丧失存在的合法性。学术行业也并不例外。
学术并非为学术自身而存在，而是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存在。那么，音乐学是为实现什么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存在？
遗憾的是，音乐学和其他学术一样，无论概论性的教科书还是专门性的著作，都无视使命问题，而直接开讲“是什么”“怎么来”“怎么做”……如此一来，它难道不会成为没有方向和没有价值的存在吗？如果音乐学不去思考其“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这一本质问题，难道它会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的有效需求吗？难道它不会成为社会的“悬浮物”、并终将没有必要存在吗？
历史学大师钱穆曾言：“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音乐学同样如此，我们必须通过音乐学的意义来重新定义音乐学。
音乐学的使命是什么？这是音乐学的元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其他问题不仅失去根基，而且必将走入歧路。
很多人认为，“音乐学的使命是写出高质量的音乐理论作品。”如果确乎如此，那么高质量的标准是什么？难道不应是音乐学术优化世人生活的表现吗？难道不应是以研究支持音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表现吗？然而落实下来却不是，乃是其发表刊物的层次，或者内部人的引用率。
之所以我们的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壁垒森严，是因为其是按照学科的逻辑前进。如果以“解决音乐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或“支持音乐优化世人生活”等为使命，学科壁垒自会坍塌，学术生态自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今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基础研究应以临床遇到的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文献上寻找的问题为导向。那么，音乐学领域的“临床问题”是什么？音乐学对此做过调查、追踪和解决吗？从学术论著的情况来看，答案可能并不容乐观。
学术危机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硕士层次人才培养领域，我国在2009年以前以学术型为主，但是2010年之后各个大学纷纷削减学术型硕士份额，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双一流”大学已经取消一些文科专业的所有学术型硕士招生。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签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具体到音乐学方面，硕士层次的所谓“高级人才”已极难找到学术岗位，供过于求、供求错位现象极为严重。音乐院系学术成果大幅增加，教学成果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音乐院系的社会影响力甚至在迅速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临床问题”，但是极难看到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
如果写论文和报课题是音乐学的使命，那么它必将堕入不堪。施一公与饶毅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针见血：“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并不如与某些人拉关系重要。”
学术危机，并非用“内卷”一词就能解释。
在根子上，它就脱离了群众，忽视和轻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起一套无关群众向往的规则：将学术价值神化到不证自明，将与社会应用无关的研究命名为“基础研究”，将与人民群众无关的研究称之为“填补空白”，将刻意晦涩的表述视为“深刻”，将外人头晕的行话操练当作“专业”……
于是，与音乐相关的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真实学术命题被悬置起来。甚至这不是悬置而是排除，因为“悬置”还可能是没条件解决、不方便解决、留待日后解决，“排除”则是经过个人利益权衡后的拒斥。比如：中小学音乐教师在全国第九轮教改中的急切需求，音乐学是枉顾的；信息时代的音乐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娱乐至死”，音乐学是失语的；新的学术评价指标下的“音乐智库”型学术，学术多是胡言乱语的……
笔者并非外在于音乐学来评价音乐学，乃是作为“准音乐学术工作者”的自我批评。作为音乐学术工作群体中的一员，我盼望它发展得好，更不愿它亡了。认识到这一点，我必须时常省思我试图成为音乐学术工作者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