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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心灵的语言。人的灵性（spirituality）决定了人离不开音乐，就像人离不开宗教信仰一样。无论是什么样的音乐，人最后要喜欢一种；无论是什么样的信仰，人终归要坚守一种。人是宇宙间最为独特的一种生物，它既有沉重的肉身，又有飘逸的心灵。肉性和灵性总是纠结在一起，让人好生发狂而苦寻着解脱之路。幸好人不仅找到了上帝，而且还找到了音乐。从古至今，宗教与音乐有着一种无法分离的血缘关系。灵性是看不见的，上帝也是看不见的，但它们都是可以听见的。宗教音乐，或者说“圣乐”所传达的宗教情感，关乎的正是死亡、恐惧、痛苦、悲伤、绝望、永生等心灵问题。心灵总是想得到永恒，总是想飞向天国。可是，人被生老病死所困，而且也没有长着翅膀，只能空有心的愿望。比较吃饭睡觉等肉性问题，这些带有生命呼吸意义的灵性问题（灵性的古义里有呼吸的意思）要更加难以解决。因为它们是空的，是飘的，必须是以空对空，以飘对飘，这样只有音乐能够担当起通灵的重任，让灵性乘上歌声的翅膀而得以飞升，得以超脱，得以复生。宗教因为有音乐而直达上帝，音乐因为有宗教而滋养灵魂。人的灵性就这样寄生在宗教和音乐的中间。
当我们在聆听巴赫的《马太受难曲》（St Matthew Passion BWV 244）和《B小调弥撒曲》（Mass in B Minor BWV 232）及其他宗教音乐作品的时候，无论是“受难曲”中那些抒情动人的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还是“弥撒曲”中那些辉煌庄严的众赞歌（Choral）和合唱曲（Chorus），都会使我们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音乐中有倾诉，有悲痛，有寄托，有安抚，有明亮，有肃穆，有冥想……我们这里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希腊文katharisis有洗净灵魂的意思）来称呼这种审美体验，巴赫的宗教音乐就是通过悲剧情绪的渲染，或者说“通过怜悯和恐惧来洗净激情”。聆听巴赫的宗教音乐使人有一种通电之后发生短路然后再通电的感受。一位前苏联心理学家认为类似的审美体验就宛如放电一般，就是“使之发生短路并从而归于消失”。当我们听到《马太受难曲》中那首女高音咏叹调“我愿把心交给你”的时候，全身上下仿佛有电流穿过一般。这种通电的感觉就是一种通灵的感觉，我们的肉身似乎不存在了，我们自由地漂浮起来了，我们的心好像在眼泪汪汪中有了安顿之处，我们宛如走进了天国的大门（按照《塔木德经》的说法，只有歌唱才能打开天上神殿的大门）。事实上所谓的放电效应也就是当代心理学所说的“高峰体验”而已。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做过一个“人类高峰体验”的心理调查，结果是聆听音乐和男女欢爱并列“高峰体验”的第一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去教堂做礼拜，喜欢去音乐厅听演奏，喜欢看当今流行巨星的现场演唱会，原因在于可以得到这样的“高峰体验”。
其实对于音乐的神奇力量，尤其是对于音乐的宗教功能，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的人给以肯定和描述。比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将音乐看作是宇宙天体运行的产物，将音乐视为数字法则与和谐比例的表现。无论人声还是乐声，发出的都是“天体音乐”（音阶上的七个音符表示七个天体转动所发出的不同音高）。音乐之所以能够净化灵魂，是因为音乐可以满足灵魂的和谐之需。对于圣奥古斯丁这位酷爱音乐的教父来说，真正的音乐不过是“心灵的活动”，所以“音乐是神给人的一份礼物”。他不仅与良师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共同创作了“感恩赞”（即圣咏），而且还写有六卷本的《论音乐》一书，特别论述了音乐的宗教意义。“我赞同在教堂里唱歌，因为听觉的欢愉可以鼓舞脆弱的心灵进入虔诚的状态。歌声像雨露一样可以滋润人的灵魂，就如同风对船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崇拜的第一个记录就是圣餐上所唱的赞歌：“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他们唱完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马可福音》第14章第26节）宗教的这种歌唱性质，在基督教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基督教是一种歌唱的宗教。
从巴赫的宗教音乐里面，我们就能够真正体会到这种歌唱性的宗教。根据德国音乐学家沃尔夫冈·施米德尔（Wolfgan Schmider）整理出来的《巴赫作品目录BWV》，巴赫一生创作了一千零十七件作品（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除歌剧以外，他创作和留下的音乐作品包括了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有管风琴曲、众赞歌前奏曲、教堂康塔塔、管弦乐组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奏鸣曲、幻想曲、变奏曲、受难曲、弥撒曲、清唱剧、经文歌等。真正构成他音乐作品核心的是管风琴曲、康塔塔，受难曲和弥撒曲。从数量上看，他有占四分之三的声乐器乐作品都是为教堂礼拜所作（众赞歌，康塔塔、经文歌、受难曲、弥撒曲、清唱剧等）。即使是那些他为宫廷所作的世俗音乐作品，其实也带有宗教音乐的风格烙印。虔诚的路德教徒和勤奋的音乐大师，这双重身份在巴赫身上是完全融为一体的。他给自己一生的音乐追求有一个简明扼要地定位，“把一种均衡的教会音乐献给上帝和他的意志”，这就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着的音乐布道。在他的音乐手稿中，凡是圣经的经文都是用红墨水抄写的。在手稿前面，他往往要写下两个缩略字母“J.J”（Jesus Juva 耶稣帮助我）或者是“I.N.J.”（In Nomine Jesu 奉耶稣的名）；在手稿后面，他总要写上“S.D.G”（Soli Deo Gloria 荣耀只归于上帝）。依照美国著名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的分析，“不像他的同行和前辈，巴赫从来没能完全摆脱众赞歌和圣经”。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献身上帝的坚定信仰，使得他的音乐具备了一种“灵修”（essercitii spiritualia）的力量。这种音乐总是让人陷入一种抒情式的沉思冥想之中，从而让人得到一种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叠加。对巴赫来说，信仰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改变了我们，使我们从上帝中永生”（《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巴赫对于上帝福音的信仰，就根本无法进入他的音乐世界，就难以欣赏他那些充满戏剧性和诗意性的复调音乐作品。
巴赫的音乐只是关乎灵魂的。正因为关乎灵魂，他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才充满了灵性，才成为了超越时空的圣乐。可以说，“在巴赫的音乐作品中，没有能比康塔塔更加清楚地表明个人信仰的了”。仅从他创作的教堂康塔塔曲目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真诚的信仰和祈求，如《最亲爱的上帝，我何时死去？》（Liebster Gott. Wann werd ich sterben? BWV.8）、《幸福降临我们》（Es ist das Heil uns kommen her BWV.9）、《颂扬上帝》（Lobet Gott in seinen Reichen BWV.11）、《欢乐啊，得到救赎的人们》（Freue dich, erl? Ste Schar BWV.30），《从更深的苦难中向您呼唤》（Aus tirfer Not schrei ich zu dir BWV.38）、《我愿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Ich will den Kreuzstab geme tragen BWV.56）《我们的主是坚固的堡垒》（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BWV.80）、《主啊，怜悯我的罪》（Ach Herr, mich armen Sünder BWV.135）、《信上帝的人有福了》（Wohl dem, der sich auf seinen Gott BWV.139）、《心与口》（Herz und Mund und Tat und Leben BWV.147）、《照料灵魂吧，装扮你自己》（Schmuche dich,o liebe Seele BWV.180）。这些教堂康塔塔不仅用《圣经》中的“诗篇”以及众赞歌和经文歌的歌词来训诫我们，而且还用人声和乐器声编织成的复调与和声来打动我们。在那抒情性的咏叹调和戏剧性的多声部合唱中，我们会身不由己地进入冥想性的情绪之中。我们的内心体验就这样被巴赫的音乐布道搅动起来。灵性的东西，在这种音乐的旋律中得到了最生动、最丰富和最直接的体现。
为什么说巴赫的圣乐是一种通灵的音乐，根本在于它是赞颂上帝的和谐之声。上帝其实就是人心的投射而已，人寻找上帝不过是在寻找自己。论及巴赫音乐的宗教性，我们当然需要将他的音乐历程与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关联起来。无论怎么看，路德宗的“十字架神学”及其教会音乐，既是他人生信仰的立足点，也是他音乐创作的起始点。可以说，巴赫通过他的宗教音乐而将路德宗的新教音乐推向极至。巴赫的出生地埃森纳赫（Eisenach）完全遵循路德新教的传统，他的整个家族都皈依了路德新教，都是十分虔诚的路德宗教徒。自马丁·路德1517年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腾堡万圣教堂的正门上，就拉开了欧洲近代宗教改革的序幕。他反对天主教会用赎罪卷来对上天的宽恕进行买卖，让那些毫无悔悟的人也可以用钱来取得神的宽恕。他推行的“新教原则”（“因信称义”）强调了基督教的精神的和内在的性质，提出“哪里有信仰，哪里就有永生”。信仰是一条路，可以引导我们超越而与上帝同在，可以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他所论述的“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强调我们“只能在苦难中认识上帝”，信仰只有冲破理性和现实才能获得生命。他的突出成就是将《圣经》的文字（当时教会所用的《圣经》只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版本，普通教众根本就接触不到而只能由神甫为他们解读）翻译成德文，让普通德国教众有了直接阅读《圣经》的可能。他认为，《圣经》是上帝之道，是高过一切教会和宗教习俗的唯一权威。
哈利·毕克特《b小调弥撒曲》
人人皆可以做教士，教众不用牧师就可以直达上帝。在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路德始终重视音乐的强化教化功能（除了神父和哲学家的身份之外，事实上他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他不仅酷爱音乐（作为一名奥古斯丁修道士，他不仅熟悉格雷高利圣咏，而且受过歌唱和琉特琴的训练），而且认为音乐是基督教教义的侍女。教众可以在“有生命的福音之声”中听见上帝，并且籍着音乐来赞美上帝。为了配合新教的德语弥撒，路德自己就创作了三十六首众赞歌，其中的一首《我们的主是坚固的堡垒》（后来被巴赫改编成为一部有名的康塔塔）被当作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战斗诗篇”。可以说，路德最彻底地发挥了音乐的膜拜作用。他对音乐有过这样一段赞词：“在《圣经》里面，音乐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她是人类情感的女神和统治者……她控制着人类，或者说她更多地征服了人类……不管你是要抚慰伤痛、抑制轻率、鼓励绝望、贬抑骄傲、平息激情，或是要安抚那满腔的仇恨，你还能找到比音乐更好的方式吗？”我们可以在路德宗常规的教堂礼拜过程中听到这般的音乐回响：第一节由会众演唱，第二节由领唱独唱，第三节由四个女孩演唱，没有伴奏，第五节又是会众演唱，第六节童声合唱，最后一节则由会众、管风琴和歌手们全体合唱。这样的礼拜，似乎就是在接受音乐的洗礼和净化。
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及其音乐膜拜观念，对于巴赫的成长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巴赫接受教育开始，无论是基础的知识课程还是基本的音乐训练，都是在完整和严格的路德式新教学校及其教堂里进行的（当然他从小也受到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巴赫八岁进入埃森纳赫本地的拉丁文学校，除了学习拉丁语和经文课程之外，他还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并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声乐练习（他天生具有一副非常优美的女高音的好嗓子）。结果，他迷上了唱诗班的唱歌而影响了其他课程的学习。在他九岁时，父母双亡使他成为孤儿，最后只得投靠大哥到了奥德鲁夫，继续在那里的拉丁学校学习。中学毕业之后，他因为没钱上大学而只得跟着大哥搬到吕内堡，在那里成为了米夏埃尔修道院学校的一名免费生。这所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就是宗教和音乐实践，重在培养虔诚之心和唱诗技能。宗教课程采用胡特尔（M·Hütle）的《神学简论》（Compendium locurum theologicorum）作为教材（这是被路德宗认可的标准神学课本），讲授的内容就是路德神学的基本要义。按照学校的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将其内容全部背诵下来。反观巴赫后来的音乐创作，这些背诵下来的神学教义确实已经铭刻在了他的心里深处。从十五岁开始当教堂唱诗班歌手起（除克滕时期为宫廷亲王服务以外），巴赫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最光荣的上帝创造完美的音乐，通过自己的才智来实现这个愿望”。在这里通过学校高强度和大密度的音乐实践课程（包括声乐和器乐的训练），也确实真正锤炼了他的才智，极大地提高了他的音乐素养及其创作水平。在吕内堡三年接受的神学教育和音乐训练，对于巴赫来说无疑是决定性的。从此，他就以管风琴的演奏家和鉴定师的身份走进了音乐世界（这两个身份的名声在他在世的时候压倒了他的其他名声）。除了具有高超的管风琴演奏技巧之外，他同时还是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伟大的作曲家。在巴赫生活的巴洛克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乐器除了小提琴之外就是管风琴了。因为它的回声效果，使得它在教堂音乐中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一种乐器可以替代它。他最擅长演奏这种具有宗教神力的祈祷式乐器，其如歌的复调式的演奏手法充满了诗意、华丽、激情、庄严、崇高，常常让听者沉迷和惊叹：“如果不是巴赫自己在演奏，那就是魔鬼在演奏。”
音乐家和哲学家其实有一个非常接近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往往都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用不着去“走万里路读万卷书”。对于他们来说，灵性和激情才是最重要的。巴赫一辈子生活工作的范围半径都很小（他先后在埃森纳赫、奥德鲁夫、吕内堡、阿恩施塔特、米尔豪森、魏玛、克腾、莱比锡住过），他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可是他的心因为有了上帝而无限宽广。掀起“哥白尼式革命”的哲学家康德与他非常相似。同样按部就班的生活，康德写出了“三大批判”，巴赫写出了跨越时空的“受难曲”。除了《圣经》之外，巴赫读过的书籍也不多。“我读”不重要，“我思”才重要。音乐家巴赫一直在读人生这本大书，父母过早的离去和夭折的十个孩子，再加上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都让他对于死亡和苦难有着非常的体验。在路德那里，苦难能够教给人们真正的神学，任何神学的中心都是苦难，而且只有真正的神学可以帮助人们在苦难和死亡面前站住脚。
巴赫的音乐作品往往为上帝而创作（即使他创作的宫廷乐曲也具有宗教意义），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安抚他和拯救他。巴赫的宗教音乐作品大多是在他任职莱比锡（长达二十七年）时期创作的，这期间他一直担任圣托马斯教堂及其音乐学校的乐长和乐监，除了学校的教学任务和调教唱诗班，还要负责四座教堂的所有宗教礼拜音乐的演奏指挥创作，还要与学生一起参加城里的婚礼葬礼以换取一些外快收入（如果没有奉献上帝的信念，这样的工作量还真是难以让人做到）。为了满足每个礼拜日和宗教节日的演唱需要，他连续五年为圣托马斯和圣尼古拉两座教堂创作了二百九十五首教堂康塔塔（每个礼拜日用一首，可以满足五年以上的礼拜演唱），今天保留下来的还有两百余首。这些教堂康塔塔（或称宗教清唱剧）主要延续了路德宗众赞歌的基本演唱形式：以一首合唱曲开始，中间部分贯穿男女声独唱重唱的宣叙调和咏叹调，最后以四声部的众赞歌结束。除了这些堪称人类声乐瑰宝的康塔塔之外，巴赫还写出了三部受难曲（《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和已经遗失的《马可受难曲》）、五部弥撒曲（A大调弥撒曲、F大调弥撒曲、G大调弥撒曲、G小调弥撒曲、B小调弥撒曲）、《圣诞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圣母颂歌》、七首经文歌、一百八十九首四声部赞美歌……我以为，从宗教音乐的角度说，巴赫的声乐作品更具有灵性音乐不可或缺的四个特征，即抒情性、戏剧性、诗意性、冥想性。
德国神学家R.奥托这样说过：“没有一种宗教像基督教那样，把救赎需要或赎罪需要的神秘性表达得那样完全、那样深刻、那样有力。”我这里把他的这句话再接下去：没有一种音乐像巴赫的宗教音乐那样，把人的灵性表达得那样生动、那样均衡、那样复杂。巴赫通过人声和器乐（有管风琴、小提琴、古钢琴、双簧管、长笛、小号等）的完美配合，将宗教的音乐性和音乐的宗教性完美地呈现出来。在他的音乐作品里面，宗教体验和音乐体验完全融化为一种灵性的倾诉，一种矛盾的织体，一种信仰的乐音。不仅如此，巴赫对于情感的音乐性表达具有特别的包容性。无论是在宗教信仰上面还是在音乐创作方面，他往往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也就是超越了宗教教派之争和音乐流派界限的狭隘阻隔，只是在意将内心的情绪波动变成音乐性的弹唱。他没有教派的门户之分，并不固守在路德宗内部的正统派和虔诚派的哪一边，甚至对于天主教也不是完全排斥；另一方面，他对德国民间音乐、意大利歌剧和法国舞曲充满了好奇心，不断地吸收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之中。正因为如此，他还给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留下了四平八稳和缺乏开拓的印象。其实他的人生信仰正是在中庸之中，他的音乐创造正是在借鉴之中。显然，在他极其虔诚的新教信仰中，神圣的东西和世俗的生活是统一的；在他极为丰富的音乐创作中，教堂音乐与世俗音乐是互动的。他总是巧妙地将世俗音乐的元素运用到宗教音乐中，比如他在创作清唱剧《上帝是我的主宰》时就采用了世俗性的康塔塔“站在十字路口的赫丘利”。当然，巴赫的复调对位音乐有着高度的技巧性。为了生动地表达内心的种种体验，也是为了“符合真正宗教音乐的精神”，巴赫不断地改进和提高音乐的表现形式和造型技巧，以至于他一味地在追求纯粹的音乐形式本身。他晚年达到炉火纯青的作品如《赋格的艺术》和《平均律钢琴曲》，似乎就是为了达到最完美的和最精致的音乐。这样的音乐似乎已经消除了世俗与宗教的界限，直接指向了人心的律动。这种内在灵性的挖掘过程与复调对位音乐的完善过程，在巴赫宗教音乐的华彩乐章中融为一体。
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音乐，无论是纯粹音乐还是绝对音乐，无论怎么说，巴赫的音乐是将生命的种种体验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灵性的音乐织体。可以这么说，巴赫的宗教音乐达到了基督教音乐的高峰，或者可以说巴赫的音乐达到了巴罗克音乐的高峰。有评论者把他看作是“第五福音使者”（排在《圣经》里四位福音使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之后）；在古典主义大师贝多芬的眼里，巴赫是和谐之父，是大海而不是小溪；浪漫主义音乐家舒曼提出，“音乐归功于巴赫的东西，就像宗教归功于创教者的一样多”；作为一位“敌基督者”的尼采也都承认，巴赫的音乐是“高度升华的精神生活”；当代著名小提琴大师耶·梅纽因曾经有过这样的断言：“如果说在这世上真曾有过堪称超越时空的音乐的话，那么在我心中巴赫的音乐就位居这种音乐的首位……巴赫的音乐完美地同这些表现悲伤、虔诚、痛楚和隐忍的宗教主题的形象相契合。它们是以圣母为主角的圣坛画所表现的基本内容，因为这些情感也永远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巴赫的音乐是架在永恒与世俗、神圣与现实之间的一座尊贵典雅的桥梁。”其实，无论是音乐大师还是职业音乐家，无论是音乐理论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会在巴赫的音乐弥撒中得到某种“高峰体验”（或者叫做超验性）而喜欢他和崇拜他。
巴赫创作宗教音乐，当然不是仅仅作为新教信徒和教堂乐监而在履行他的义务，从根本上看他是在从事一种音乐审美化的“心灵事业”，甚至可以说是在创建一种艺术宗教。当我们问到在巴赫的宗教音乐中为何会有这般美妙歌唱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和音乐为了安抚灵性而在巴赫的音乐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人由此可以接近神灵；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在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上帝。他的音乐真正做到了路德期望的那样：“音乐是一种让人们更加忍耐和文雅、更加谦虚和通达情理的修行……音乐是最有效的镇定安慰剂，使一个悲伤痛苦的人得到愉快和活跃……任何能够歌唱的人都不会对悲伤和忧愁让步。他是快乐的，通过歌唱他赶走了所有的烦恼。”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吕氏春秋·音律》）巴赫的宗教音乐为解决永恒的灵性问题而生，因而具有让灵性得到滋养和生长的功效。我们对于宗教及其宗教音乐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宗教的任务，不是成为理性的一个对手，成为思辨观念的一个来源，而是要在理性无计可施的地方助我们一臂之力。”
《马太受难曲》以《马太福音》第26、27章的经文为基础，用音乐描述了耶稣基督受难升天的故事。这部受难曲的音乐处理，充满了极度的人性情感张力，其中人声（尤其是女声）和器乐声（尤其是小提琴）与灵性的对应，都将音乐的抒情性、戏剧性、冥想性和诗意性推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只要聆听过这部受难曲，你就无法释怀其中体验到的心灵的种种踪迹。尼采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谁还不太理解基督教教义，那么他可以在这里像听到一部福音书一样听到它。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音乐社会学家T.W.阿多诺曾以这部受难曲来证明：“每当我听伟大音乐的时候，我便认为，音乐所告诉人们的不可能不是真理。”《马太受难曲》是巴赫为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写的基督受难节音乐作品。该作品规模宏大，演唱规制需要两个唱诗班，两架管风琴，两支乐队，演唱曲目长达三个多小时。全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从最后的晚餐到耶稣被出卖前的过程；第二部分则描绘了从耶稣被捕到被钉上十字架并死而复生的过程。这部受难曲最为生动感人的版本公认是指挥大师卡尔·李希特（Karl Richter）于20世纪50年代的录音（李希特是巴赫作品最权威的诠释者）。这个录音渲染了整部作品的抒情性和冥想性。一开始的合唱，加上乐队通奏低音（basso continuo）反复不停的伴奏，即刻营造出了一种悲壮肃穆的情绪声场，人声和器乐声的复调对位旋律充满着神圣的宗教情怀。当然，这部受难曲中最动人最抒情最精巧的要属女中音女高音的宣叙调和咏叹调部分了。从我个人的聆听体验出发，人声是音乐的核心所在，而女声又是其中最具有灵性的声音。女声的灵性似乎与音乐的灵性靠得最近，女声就像温润的泉水一般（有时会变得冷一些，但绝不会变成烫水），可以滋润和养护你的心田。比如，我们可以听到最刻骨铭心的两首女中音咏叹调，即《亲爱的主的胸膛，流出鲜血》和《我的神，由于我所流的眼泪，请垂怜》。女声那哀怨渴求的音色与小提琴那如泣如诉的音调相互呼应起来，可以让心流泪，可以让情释放，可以让灵上升。此时的音乐审美体验完全是内心的，情绪的，即时的，无言的。巴赫音乐的冥想性，在这部受难曲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巴赫的音乐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用来说的。要不然，爱因斯坦为何会说“对巴赫的毕生事业，我只有一句话可以奉告：聆听、演奏、热爱、尊重，并且不说一句话”。
对于巴赫，除了听还是听，而且还要做到没有干扰地聆听。比如在巴赫创作的《B小调弥撒曲》中，还可以听到那种人类心灵深处的呼唤和憧憬。美国当代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Leopod Stokowski）就认为，“在《B小调弥撒曲》中，已经包含了全宇宙所有的情感和意识”。这部作品的问世总是让后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它既不是受人委托创作的，也不符合教堂礼拜的要求，因为它的演唱规制太庞大太复杂。再就是它是用拉丁文来演唱，是一部典型的天主教弥撒曲，在路德宗的教堂很难得到上演。于是，有人分析这部充分体现了巴赫的上帝信仰和音乐技法的弥撒曲，是他内心的一种使命，“他是把他的一生都写了进去……他把过去创作的曲调纳入这首大型弥撒曲中，以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已不再是凡世的境界，这是上帝的境界……对巴赫来说，上帝不仅存在于彼岸，而且也存在于我们的世界当中，不论他的命运遭受了多少打击，上帝仍然活在他的心中”。这部写了十六年才得以完成的弥撒曲是一部典型的 “康塔塔一弥撒曲”（Cantata－Mass），巴赫把格里高利圣咏、众赞歌、歌剧、清唱剧等音乐技法引用到其中，创制了一部涵盖全部灵性的多彩乐章。全曲分为五部（共二十四段），即《慈悲经》（Kyrie）《荣耀经》（Gloria），《使徒信经》（Credo）、《圣哉经》（Sanctus）、《羔羊经》（Aenus Dei）。其中各段落的众赞歌、合唱、独唱、重唱以及乐器的配置，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和声效果。这里真正体现了巴赫一生的信念：“所有音乐的目标和最终的动机……只能是神的荣耀和精神上的欢娱，别无其他。不注意到这点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音乐，只会有魔鬼般的喧哗。”
自1829年门德尔松让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重见天日以来，西方世界兴起的“巴赫复兴”运动就一直没有平息过，以至到2000年巴赫逝世两百五十周年达到了高潮。我总在想一个问题，为何今天听巴赫圣乐的人愈发地多起来（当然也有许多崇拜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肖邦的爱乐者）？巴赫的音乐与我们今天相差几百年，为何还能触动我们的心弦？巴赫宗教音乐中那些过于庄重、严肃、复杂、冥想的声音，如何会赢得现代人的亲睐？巴赫的宗教音乐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安慰？是倾诉？是感动？是净化？是冥想？我想，巴赫的音乐能够化解现代人因为自我膨胀而迷失了灵魂的焦虑和空洞。事实上，任何宗教从来都是用来治疗人心的药丸。其中的宗教音乐又担当了独特的安抚作用，世界上的各大宗教无不如此，基督教显得尤其突出。宗教和音乐同为人心的秘密。在任何时候，人的灵性都需要抒发和化解。在今天宗教信仰有些被淡化和疏离的情形下，在教堂和音乐厅里听听巴赫的宗教音乐，至少可以平复我们太过浮躁的心性。信仰的歌声是最轻盈的，它可以给我们的心灵插上飞升的翅膀。我们的心永远都需要音乐，需要巴赫那冥想性的宗教音乐。
《b小调弥撒》选段二重唱“我主上帝” BWV 232
巴赫研究专家A.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这样的评论：“在巴赫音乐这一富有原创的生命力、令人赞叹的形象性和独一无二的完美形式的艺术中，最伟大的是由此出发的精神，一种基于世界的不安而渴望并体验到和平的心灵。在巴赫的音乐中，这一心灵也让别的心灵参与他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