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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是听到有人说，爱德华·埃尔加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作曲家，但在我看来，他的声名却正与日俱减。
埃尔加的重要性在于，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民族上看，他都是一位破冰者——200 年来，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英国作曲家。然而，他从来不是进步分子。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只有三部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保持了长期的受欢迎度。但即便是这些杰作，也坚决地指向过去的世界。这个世界早在埃尔加把它谱成乐曲之前，就消逝了。
1899 年的《谜语变奏曲》，赞美了有闲阶级柏拉图式的友情；1910 年的《小提琴协奏曲》，理想化了一次失落之爱；1919 年的《大提琴协奏曲》，痛彻心腑地哀悼那个 1914 年 8 月，冲向自我毁灭的世界。
埃尔加的音乐语言，是中规中矩的浪漫主义风格，没有任何破碎的旋律线、音调或节奏，没有沾染任何他那个年代的，那种战战兢兢的不安全感。
从音乐上看，埃尔加是个怀旧主义者，当他把不列颠放在过去的音乐地图上，他的作品标志着结束，而非创意的复兴。
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Julian Lloyd Webber）是埃尔加的忠实拥趸，曾在 BBC 广播 4 套的《今天》节目中提出反驳，说埃尔加的地位，等同于巴赫。可惜这只是一时的豪言壮语，而非真实境遇。
巴赫创造的模板，至今仍为我们时代的作曲家所运用。而埃尔加的风格，立刻被后一代作曲家摈弃了。之后的作曲家在别的地方寻找灵感：霍尔斯特探索民谣，沃恩·威廉斯探索了拉威尔，布里顿探索了马勒，伯特威斯尔探索了斯特拉文斯基。
在埃尔加的时代，对英国音乐影响最大的个体，其实是一位芬兰人，西贝柳斯。
他的音乐毫不夸张地，定义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其织体具有无法效仿的原创性，在传统的调性体系中，唤起了一种全新的生气勃勃的现代性。
西贝柳斯在芬兰还没建国前，就写好了国歌《芬兰颂》。
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提到西贝柳斯时，满怀敬仰地说，他能够让 C 大调和弦听上去，比“最疯狂的中欧音乐家写出的，最疯狂的多调性作品”，还要更为陌生新奇。
威廉斯“以最真诚的恭维”，将自己的《第五交响曲》献给了这位芬兰大师，并在 1950 年 BBC 的“英国音乐的未来”广播节目中说：“让我们躲开所有有害的让人虚弱的毒品，在西贝柳斯的纯净之水中遨游吧。”
20 世纪前半期，西贝柳斯是英国音乐厅里，最普及的交响乐作曲家，相互竞争的指挥大师比彻姆、萨金特、伍德、鲍尔特、巴比罗利等人，都是西贝柳斯专家。
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的出版商，大赞他的《第一交响曲》“像极了西贝柳斯”；康斯坦特·兰伯特（Constant Lambert）在关于现代音乐的论战文章中，称西贝柳斯“是自贝多芬起，唯一一位绝对推进了交响曲创作的作曲家”。
后面的一代有些反叛。布里顿说“西贝柳斯写《第六交响曲》时，肯定酩酊大醉”（这个芬兰佬的酗酒毛病并不是秘密）；1945 年之后的那一代人，则转向了勋伯格或斯特拉文斯基。
不过西贝柳斯的足迹，在不列颠音乐版图上继续扩散，其影响力比其他任何作曲家都要深远，当然也包括埃尔加。
这两人从没有见过面。他们的名字曾同时出现在 1912 年，伯明翰音乐节的一场音乐会节目单上，埃尔加指挥《音乐制造者》，西贝柳斯来参加他的《第四交响曲》英国首演。
然而埃尔加躲开了为西贝柳斯接风的酒会。他们看上去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一个后退，一个向前，这一分流在他们身后，依然延续着。
多亏了西贝柳斯，芬兰如今有欧洲最活力四射的音乐文化，数量最多的活跃作曲家。而因为埃尔加，英国至今仍陷在多愁善感的怀旧泥沼之中，回避不列颠民族性中的自主部分。
私底下说，我还是很喜欢埃尔加的最佳时刻，甚至他的一些小品，比如《e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为弦乐而作的《叹息桥》。
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无视所有证据，假装埃尔加是英国巴赫、未来荣耀的源泉，就会使我们自身变得浅薄狭隘、与世隔绝、离音乐越来越远。
要理解不列颠音乐的发展和深度，我们必须听西贝柳斯，不过英国人反应太慢，连逍遥音乐节上，都没有演过西贝柳斯全套交响曲，直到 2007 年西贝柳斯去世 50 周年纪念时，巴比肯中心才有所表示。
那一年也是埃尔加冥诞 150 周年，也许“小英格兰人”故意忽略西贝柳斯，是有原因的。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演，任何态度中立的正常人，都会明白他们中，谁才是真正的伟大作曲家。
本文作者为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1948 年出生于伦敦。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他的十余本关于音乐的著作，被翻译成 13 种语言，其中包括全球热销的《大师神话》和《谁杀了古典音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