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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音乐之都维也纳、永恒之城罗马，威尼斯正如其错综复杂的水系和狭窄阴暗的胡同一样很难被标签化。这片岛屿上既有摩尔人式的雕塑、阿拉伯的图文装饰，也有着巴洛克式的建筑和文艺复兴的艺术。作为另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之路的欧洲航运终点，威尼斯一度是富可敌国的国际口岸，在音乐上亦是百溪汇流的灵感源泉。
音乐长河的灵感启迪
我的第一次威尼斯之行始于米兰，那也是我初次到达意大利。那是一个盛夏，我在欧洲歌剧之旅行程中有四天空暇可供调配，便询问意大利友人何处值得一去，友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若只去一地那便是威尼斯。
我买了12欧元的廉价通宵大巴票从米兰出发，次日东方既白时抵达威尼斯大巴站，随后搭乘公交渡轮前往城中心的下客站圣扎卡里亚（San Zaccaria）。当时晨昏蒙影，初升的太阳在岸上意大利皇帝维托里奥·艾曼纽艾尔二世的庄严雕塑下投出长长的影子，素日摩肩接踵的街道和水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海浪拍打着贡多拉忽上忽下地在水上荡着，悄然无息的整座城市尚未从前一晚的流光溢彩中苏醒过来。我似乎一下子穿越到百年前的威尼斯，直到这一帘幽梦被行李箱轱辘吵闹的拖行声穿透。
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威尼斯，无论对欧洲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有着异国情调的吸引力，夏日慷慨的阳光和冬天的狂欢节传统使得它一年四季都是度假胜地。豪华宫殿和教堂在独特的岛屿和水系格局城市上星罗棋布，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是独树一帜，威尼斯由此像古时的临安一样吸引到一大批文人骚客到此一游。他们来自欧洲大陆，有的客居在此，比如歌剧宗师蒙特威尔第和瓦格纳；有的长眠于此，比如现代音乐巨擘斯特拉文斯基和路易吉·诺诺；有的留下了不朽之作，比如本杰明·布里顿的二幕歌剧《威尼斯之死》。
音乐史也是作曲家史。从蒙特威尔第的文艺复兴时期到布里顿及诺诺所代表的20世纪现代乐派，威尼斯对作曲家灵感源源不断的启迪横跨近四百年，甚至可以和孕育了两大乐派的维也纳相提并论。这些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就像涓涓细流在此汇聚成海，和威尼斯对文学及绘画的影响一同注入浩瀚的人类文明之洋。
正是抱着这种好奇，在那个智能手机和4G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我抱着一本英国DK出版社的目击者系列导游书外加诺基亚手机的离线地图，买了一张渡船的三日通票便开始了有的放矢却又漫无目的的朝圣之旅，徜徉在走不完的小桥流水间，迷失在数不尽的文化宝藏中。我的第一站便是探访威尼斯的第一位音乐宗师在此留下的足迹：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
圣马可大教堂乐队长
蒙特威尔第头像
意大利曼图亚出生的蒙特威尔第之于音乐尤其是歌剧犹如贝多芬之于交响乐。蒙特威尔第汲取宗教音乐里的复调元素，又凭借自己对歌剧前身田园牧歌的融会贯通，打破了牧歌里一成不变的神话和牧羊人叙事方式，在音乐尤其是演奏和演唱中融入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再结合当时最先进的演奏技法比如震音和拨弦制造出拟声戏剧效果，于1607年创作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歌剧——具有里程碑意义且革命性的《奥菲欧》，叩开由文艺复兴通往巴洛克的大门，确立了第二实践（seconda pratica）的音乐美学，为他的继任者、威尼斯之子维瓦尔第指引了方向。
1607年对于蒙特威尔第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杰作诞生但失妻之痛让他心灰意冷，收入绵薄让他如履薄冰，雇主曼图亚公爵对他屡屡压迫让他萌生去意。1610年，他将一卷全新创作的宗教音乐集寄给教皇，希望在罗马谋得差事未果，人生跌到谷底，健康恶化到不得不依靠放血维生。1612年，曼图亚公爵逝世，继任者对音乐缺乏兴趣，将他辞退。次年，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乐队长乔瓦尼·加布里埃里逝世，职位空缺，蒙特威尔第受邀前去应聘。在大教堂里，他演奏了自己的音乐，打动了主教司铎，终于在1613年秋迁往威尼斯履新，一待就是半甲子直到逝世。
圣马可广场上的教堂和钟楼
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的标志建筑，坐落于圣马可广场。东西混合的建筑风格，金光灿灿的洋葱顶，雄伟的广场与另一头高耸入云的钟楼述说着这座水城曾经的不可一世。圣马可大教堂乐队长由此也成为地位显赫，俸禄优厚的音乐职务。蒙特威尔第此前虽并不因宗教音乐闻名，但却把在威尼斯的事业经营得如火如荼，第三年的工资就几乎翻倍。他也不负众望，雇佣了两位助理弗朗切斯科·卡瓦利和亚历山德罗·格兰迪，他们日后都成为有头有脸的作曲家。除了创作宗教音乐，他也坚持唱诗班每日排练，积极参与到城中重要的慈善组织圣洛克大会堂（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及莫瑟尼格宫（Palazzo Mocenigo）年度音乐节的指导工作中，为威尼斯打造出可以和罗马并驾齐驱的文化名片。
创建于1478年的圣洛克大会堂是兄弟会的下属机构，如今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是威尼斯惟一现存的历史大会堂建筑。会堂位于圣托马瓦波莱托站（San Tomà Vaporetto），有60多幅大会堂落成年代的油画，整幢建筑保存完好。莫瑟尼格宫曾是莫瑟尼格家族宫殿，现今也是博物馆。1624年，蒙特威尔第的戏剧配乐《坦克雷迪和克洛林达之争》便是在这座哥特式宫殿里首演的。
1630年，威尼斯爆发瘟疫，蒙特威尔第应教会之约创作了《荣耀经》，1631年11月疫情结束，作品得以在圣马可大教堂首演。虽然作曲家七成宗教音乐手稿都失传，但《荣耀经》的残存手稿表明他即使在宗教音乐中也在尝试与唱词相匹配的丰富情感表达。
可见，虽然教堂乐队长事业有成，不过蒙特威尔第的术业和真爱都在歌剧，但曼图亚的没落和威尼斯的氛围使得他久久未有机会提笔重回心驰神往的歌剧。直到1637年，一件引领歌剧欣赏风潮的事情发生，那时距他创作开天辟地的《奥菲欧》已去近30年。
剧院唤醒创作第二春
当时威尼斯大量音乐会都在总督官邸里的院落举行，歌剧院的缺失似乎与呼风唤雨的威尼斯共和国不相称。1636年，家财万贯的特隆家族从总督获得选址重建被大火焚毁的圣卡西安剧院的许可，并决定把剧院建造成一座可以供大众购票入内欣赏、公开演出的歌剧院。次年，音乐史上第一座售票的歌剧院——圣卡西亚诺歌剧院（San Cassiano）落成，首演曲目是弗兰切斯克·玛奈里的《安德洛美达》（L’Andromeda）。
全新的歌剧院和针对大众的消费模式给了蒙特威尔第施展才华的绝佳机会，阔别歌剧半甲子后他终于提笔重振歌剧创作。思如泉涌的他一边完成了最后三卷田园牧歌集作为对自己毕生研究的总结，一方面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接连创作出三部歌剧：《尤利西斯归乡》（1640）、《阿涅阿斯与拉维尼亚的婚礼》（1641，轶失）、《波佩阿的加冕》（1642）。这些创作虽然还带有田园牧歌的色彩，但重在人物心理描写，故事更加贴近生活，几条剧情主线交替进行，表现形式则融入小咏叹调、宣叙调、二重唱和合唱，和威尼斯的城市风格一样充满戏剧性，提振了威尼斯的歌剧氛围。有鉴于此，到17世纪末，威尼斯一下子涌现出11座歌剧院。从1637年圣卡西亚诺歌剧院落成，到之后的60多年间，威尼斯上演了多达180部全新创作的歌剧，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表演年代。
弗拉里教堂
1643年，蒙特威尔第逝世。在弗拉里教堂（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的地面上有他的墓碑，上面放着一朵永远盛开的红玫瑰，象征着威尼斯人对这位与莎士比亚、卡拉瓦乔、塞万提斯、鲁本斯与汤显祖同时代伟人的爱的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