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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大型演出一律取消，古典音乐的载体就只剩下唱片与线上放送的录音与视频。这种形式虽然减少了现场聆听的现场感与仪式感，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凡是在国内现场聆听音乐会，必然要与乐章之间或结束处的掌声、欢呼声相遇，正可谓“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如国家大剧院“无词指环”（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现场录音，最后一个乐音刚刚落地，掌声、欢呼声便大作，意境全无，令人兴味索然。
郎朗在自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他在美国声名鹊起后首次回国演出时，国内演出方最初拒绝了他，在乐团、指挥的一再坚持下才得以成行。演出结束后，郎父给郎朗打电话，询问演出的情况。郎父问：有没有人起立欢呼？郎朗答：爸，这里是中国。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单一地以“是否在近期获奖”来评判音乐家的水平与声望，听众似乎也学会了“起立欢呼”。前者当然是很大的进步，而后者是否又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呢？从笔者近年的观演亲身体会来看，结论应当是否定的。
不妨先从掌声说起。2017年，指挥家捷杰耶夫率慕尼黑爱乐乐团访华，可谓一票难求。笔者专程乘通宵夜车到北京，和北京的朋友共同期待着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的权威演绎。赴京观演之前，笔者看到此前捷杰耶夫在北京演出同样曲目的相关报道，采访中他介绍了第三乐章结束时的情景：“积蓄已久的悲怆感剧烈爆发，让在场观众情难自已，有些人禁不住鼓起掌来。”这个描述十分生动，我便和朋友说了。第三乐章结束前，我和朋友“咬耳朵”道：要鼓掌了。朋友回道：很有可能。第三乐章一结束，震天动地的掌声扑面而来。演出结束时，照例是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旁边的听众好奇道：你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会一起鼓掌呢？称赞我们是“懂行”的人。
笔者在这里无意讨论乐章之间到底能不能鼓掌的老话题，难道知道乐章之间不能鼓掌的“惯例”就高人一等吗？问题不在于乐章之间能不能鼓掌，而在于这掌声到底是发自内心抑制不住地赞赏，还是以为演出已经结束的失误的赞赏。到底是前者更多还是后者更多？实际上答案不言自明。不太恰当地化用一句名言——如果第一次在第三乐章结束后鼓掌，或许还算是悲剧；第二次在第三乐章结束后鼓掌，就是喜剧了。与其去争论乐章之间能不能鼓掌，不如实事求是地按大家能接受的通行做法来——还没结束，不能鼓掌。捷杰耶夫率伦敦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悲怆”是在2012年，5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掌声是一种传统的观演礼节，不论演得好坏，确实应当一律鼓掌。但欢呼则不同。一般情况下，欢呼声应当表示明确的赞赏，甚至是很高层面的赞誉。但现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古典音乐演出，不论演出的情况是好是糟，是接近无瑕还是有明显瑕疵，甚至演员明显心不在焉的，一律能够获得热烈的欢呼。如果多观演两场就会发现，欢呼者必是一些年轻人，其中以男性居多，不排除有时是同一人。一人欢呼，众人群起而和之。如果是脍炙人口的曲目，一结束就开始欢呼是常态。如果是相对冷僻的曲目，或是一些欣赏难度较大的曲目，就先鼓掌几轮再欢呼。欢呼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掌声雷动。但与之相映成趣的却是演出中的咳嗽声甚至个别的交谈声，以及前一段受到批评的“手机落地声”。
欣赏古典音乐的不良心态在上述问题上也有一个维度。不仅妄加批评、自以为是是一种不良心态，不大声叫好就于心不甘仿佛票白买了也是一种。欣赏古典音乐应该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少一些感性的刻奇举动。与此同时，在音乐普及教育方面我们也应当切实反思，并不是听众鼓掌了就说明是好现象，因为几年来听众或许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到底怎样搞好古典音乐普及呢？这可能不是说些好听话就能简单办到的。至少对目前的普及情况与普及成果，应当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或清醒的评估。
